兵工廠石壁上的“勞工神圣”題詞。作者供圖
楊國華
“我做了一個夢，醒在了加沙的早晨。廢墟像座座高山，人民在痛苦呻吟。夢里沒有鮮花，盛開的只有炮彈……小小的肩膀背著戰(zhàn)爭的重擔……加沙的孩子長不大，炮火毀滅了他的年華。一雙雙眼睛里沒有了童話，只有無盡的仇恨與害怕……諾亞方舟何時停靠在苦難的加沙……”一首《加沙的孩子長不大》在抖音里不斷地刷屏。盡管加沙遠離中國3700公里，但對經(jīng)歷了14年抗戰(zhàn)的中國人民而言，那里人們的苦難同樣令人感同身受。
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華戰(zhàn)爭起，中國人民就開始了不屈不撓的全民抗日。華北、華中、華南大片領土相繼陷落。何處是中華民族絕境復興的“諾亞方舟”？
130萬平方公里，占中國960萬平方公里13%的大西南擔負起了這一重擔。難民傷兵、民族工業(yè)以及民族文化，在這艘“方舟”里休養(yǎng)蘇醒、發(fā)展壯大……而湖南大湘西則是“方舟”的重要通道和組成部分。
大地覓棲所
1938年南京淪陷，隨后武漢、長沙會戰(zhàn)。大量難民和機構取道湘川、湘黔公路和沅江、 水西遷。懷化作為戰(zhàn)時大后方和通往西南的戰(zhàn)略要道，加之雪峰山天險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了國民政府軍政機關和人員西遷的重要站口。一時間，懷化各區(qū)域人口激增，工商云集，攜家?guī)Э诘碾y民，更是塞滿了沅江、 水沿岸的城鎮(zhèn)。
辰溪緊鄰軍事重鎮(zhèn)常德，抗日戰(zhàn)爭全面爆發(fā)后，許多難民相繼流入，且基本定居在縣城辰陽，致使城鎮(zhèn)人口急劇增長，約占全縣總人口19萬人的50%，其中淪陷區(qū)難民人數(shù)由抗戰(zhàn)初期的2.5萬人增加到5萬余人。他們中有的設攤沿街叫賣，有的去廠礦、店鋪做小工，有的則流落街頭靠救濟過活。1939年，縣政府設立兩個“難民收容所”，共收容特困難民2628人，每人每月發(fā)給供養(yǎng)費5元。對年富力強有謀生技能者，則給資遣散，促其自謀生路，縣府則盡力為他們提供宅地和建房木材。還在縣城城隍廟開辦了“難童學校”，除予免費受教育外，還發(fā)給學生衣服、鞋襪及棉被等，較好地解決了難民生活中的實際問題。
晃縣，這個僅有2.5平方公里的邊陲小鎮(zhèn)，人口迅速激增至4萬多人。坐落在晃縣龍溪口老街的姚家院子，有一座基督教“福音堂”。它置身于有著典型中國江南窨子屋特色的民宅小鎮(zhèn)中，在細雨下尤顯孤獨。門鎖著，但能透過圍欄看到四根巨大的柱子排列在一個高起的臺座上。誰能想到，這座教堂是1937年抗戰(zhàn)以來晃縣收容所的中心之處。至1945年，以這座收容所為中心，收容傷員3000余人，收容難民1143人，救濟過境難民5022人，發(fā)放救濟大米431石，發(fā)放賑款184216元。
工業(yè)大轉移
兵馬未動，糧草先行。抗戰(zhàn)初期，國民政府為了支撐抗戰(zhàn)和穩(wěn)定后方，對沿海、沿江工業(yè)進行內遷。相繼建立了以湖南沅陵、辰溪為中心的電力、兵工、電器、水泥、紡織等為主的工業(yè)區(qū)。
1938年始，上海中國機器廠、新成布廠、漢口精益鐵工廠等30余家企業(yè)遷入沅陵，沅陵的工商企業(yè)隨之勃興，工礦業(yè)一度達到100余家。同時遷入辰溪的有漢陽兵工廠、華中水泥廠、上海亞洲制刀廠、中亞機器廠、利生棉織廠等50余家，職工逾萬人。
從辰溪縣城沿223省道往孝坪鎮(zhèn)方向，離縣城近十公里，左邊一條分岔公路漸漸隱于密林。最后消失于一個約兩公里長、三層樓高，極其隱蔽的天然大溶洞中。溶洞橫臥在崇山峻嶺中，藍天白云下可見兩邊壁上連著無數(shù)小洞，懸崖頂上還有很多陳舊的磚石壘砌的石頭房。工人們利用孝坪三面環(huán)山、溶洞眾多的特點，在此生產子彈和炮彈。時任兵工廠廠長龐館麟題寫的“巧奪天工”“勞工神圣”和“1944.9.1完成”的石刻，以及3幅“軍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廠留念”的巖畫，在溶洞中段左側的崖壁上依然清晰如昨。這座當時湖南境內唯一的兵工廠，通過鋪設的人力軌道礦車相連，各種原料、生產出來的零部件和半成品源源不斷地被運送到各個車間，而成品“毛瑟手槍”“漢陽造”“中正式”步槍，捷克式ZB26輕機槍，“馬克沁”重機槍等武器，各種子彈、手榴彈、炮彈，被裝箱運輸，日夜兼程地送到前線將士手中。戰(zhàn)事緊張時，日本侵略軍離兵工廠所在地不足百里，美國羅斯福總統(tǒng)稱其為“最前線的兵工廠”。70多年過去，筆者此刻置身于兵工廠溶洞內，依然能感受到當時燈火通明，人聲鼎沸，機器轟鳴的盛況。
彼時的辰溪，工廠林立，一躍成為湖南戰(zhàn)時一個頗具生命力的重要工業(yè)城鎮(zhèn)。當時《大公報》載：“自抗戰(zhàn)以來，前方工廠相繼遷辰，目前工廠林立，縱橫10余里，每值華燈初上，恍如武漢三鎮(zhèn)之夜景。”
“安江紗廠”，位于湖南懷化安江鎮(zhèn)。原湖南第一紗廠，系同盟會會員吳作霖于1912年創(chuàng)建，原址長沙河西銀盆嶺。1930年，已具50000紗錠、248臺布機、2200千瓦發(fā)電設備、3000余名工人。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，于1938年冬遷沅陵柳林汊，后因戰(zhàn)事緊迫再遷黔陽安江。
1938年6月，日軍逼近武漢，長沙屢遭日軍飛機轟炸。廠長唐伯球派人赴桃源、沅陵、辰溪一帶勘察西遷廠址。先選定一面臨水，群山環(huán)抱，處境幽深，能泊較大船只的沅陵柳林汊。然才至10月，武漢淪陷，日軍逼近岳陽，不得不再次選址。最終選定水陸兩便，又有雪峰山天險作屏障的安江東岸灘地。由于要預防敵機空襲，紡紗、織布、動力、倉庫、宿舍需依地形相互間隔一定距離，遷建工程進展緩慢，4月有余才在200余畝的灘地初具雛形。
至1942年初，240臺布機正式投產，開出紗錠10400枚，全年共生產棉紗7018件，棉布274.4萬米。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紗廠除了肩負生產軍布的任務，在常德會戰(zhàn)中，全廠員工還捐獻了15架飛機。
如今的安江紗廠，已被打造成了紅色教育基地。復古的黃色建筑與遠處聳立起的高樓大廈遙相呼應，現(xiàn)代化大廈與之產生著強烈的對比。戰(zhàn)火的硝煙已褪去80年，但那塊民國三十三年的紗廠敘事碑，那描紅的文字，鐫刻在斑駁墻體上的生產標語，還有那段歷史的洪流，將永遠沉淀在大湘西這艘護佑了中華民族工業(yè)的“諾亞方舟”里。
留存文化的種子
湘西7月，蛙語蟬鳴，每到這個時節(jié)，酷暑、水澇交替。
龍頭垴在辰溪縣城的東南隅，我每次往辰溪都會去此駐足。在辰溪眾多的景點中，唯她游人罕至，呈丘陵狀的小山上一塊“湖南大學舊址”石碑，除了孤證1938—1946年湖大湮沒的歷史，就只有瘋長的野草與沅水江面上閑來的風聲。目睹此境，筆者眼前不禁浮現(xiàn)出如今矗立在湖大設計藝術學院門前，石柱上刻著“歷史不會忘記”。
1938年秋，武漢、廣州淪陷后，戰(zhàn)火逼近湖南，教育機構紛紛內遷沅陵、麻陽、辰溪，1938年4月—8月，湖大的岳麓書院、圖書館、科技館等先后遭到了日軍的轟炸，損失慘重。曾任湖大文學院院長的辰溪人向紹軒，向當時的湖大校長皮宗石極力推薦遷往辰溪，湖大最終決定西遷辰溪。當年10月，46名教授，535名學生，攜工人家屬及圖書儀器設備從長沙岳麓山出發(fā)，出湘江，溯沅水，一路跋山涉水，歷盡艱辛，落址辰溪龍頭垴。
湘西盛產木材，教室、師生宿舍、實驗室、食堂、大禮堂……總計104棟全木質建筑，依龍頭垴山勢構建。找到棲息之所的湖大師生，在街頭巷尾、城市鄉(xiāng)村，一邊學習研究，一邊宣傳抗日救亡。他們利用代寫書信、話劇演出，為前方將士捐募錢糧、征募寒衣。《古城怒吼》《重逢》《苗可秀》《鳳凰城》這些抗日話劇，把敵后抗日斗爭的勇敢機智場面再現(xiàn)在西南大后方舞臺上，抗日烈火在僻靜的山城人民心中熊熊燃起。
1938年1月，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，另行組建國立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。據(jù)《西南聯(lián)大校史》載：師生分三路趕赴昆明。第三路為“湘黔滇旅行團”，由290名學生及11名教授組成，由黃鈺生教授領導，經(jīng)湘西過貴州入云南昆明。
“旅行團”實行軍事化管理，聞一多、梅貽琦這些大師與師生們一樣，土黃色的制服，裹綁腿，背干糧袋、水壺，加黑棉大衣一件，雨傘一柄，猶如一支出征的正規(guī)軍。他們翻山越嶺，夜宿曉行，跋涉1600余公里，日夜兼程68天，于4月28日抵達昆明。一路行來，旅行團感受到了侗、苗、羌、彝各族民眾的純樸和熱情。當隊伍進入湘黔交界的玉屏，縣長劉開彝率各界代表及童子軍列隊歡迎；進入貴州腹地，村寨地保不間斷地敲鑼，提示商人與百姓不要提高物價，以方便過路的旅行團……清華外文系學生、湘黔滇旅行團“護校隊員”查良錚——詩人穆旦創(chuàng)作了名動一時的組詩《三千里步行》之一：
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進了祖國的心臟，
濃密的桐樹，馬尾松，豐富的丘陵地帶，
…………
在桃李紛飛的城外，它攝了一個影：
黃昏，幽暗寒冷，一群站在海島上的魯濱遜
失去了一切，又把茫然的眼睛望著遠方，
兇險的海浪澎湃，映紅著往日的灰燼。
…………
我看到一艘滿載游客的客輪從沅水江面駛過，犁開的江面蕩起一圈圈的漣漪。“千秋恥，終當雪。中興業(yè)、須人杰。”在那個民族生死存亡的時期，是中國西南這艘“諾亞方舟”，于風雨飄搖中，在4萬萬中國軍民的同仇敵愾下，留下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種子。
責編：歐小雷
一審：歐小雷
二審：蔣俊
三審：譚登
來源：華聲在線
